巴黎和会就其本身而论，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交意义上的国际会议。但是，外交是内政的继续，在南北分裂、政派林立的特定条件下，外交不可避免地卷入政争。一大批职业政客，尤其是失意政客，相当敏锐地意识到，山东问题极易煽情，极易展开政治动员，极易引发政潮，为此，纷纷加入到学潮与政争的行列。骤然间，政争的烈火燃遍南北。当年，理直气壮地抵制对德宣战的广东非常国会，如今，又同样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向巴黎派遣自己的外交代表，争享战胜国的荣耀。不久之前，康有为还是张勋复辟的主谋，公然推翻民国，现在则反过来，以民国的名义，大义凛然地斥责政府专制。国会与国务院形同冤家，为转嫁责任，彼此暗算，相互推卸，国会的不合作，屡屡把国务院置于难堪的地位。众议长王揖唐私下赞成签约，但又公开否认，造成钱能训里外不是，有口难辩。研究系是最为活跃的一个政派，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，尤其是林长民，伶牙俐齿，巧舌如簧。政客搅局，对北京政府构成相当的制约。
